2025年7月6日下午,恰逢第十五屆江蘇書展期間,由譯林出版社主辦的“廢墟之上:德國戰后復興之路——《文明的重建:戰后德國五十年》圖書分享會”亮相蘇州,德語文學史學者欽文和世界史研究者、英德譯者陸大鵬做客慢書房,聯袂解讀一個迷失方向的民族如何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實現文明救贖。
在這部戰后德國史標桿之作中,歷史學家康拉德·H.雅勞施從經濟、文化、政治等多個角度深入描繪這段奇跡般的復興之路。這不僅是一個國家的自我救贖,更是人類文明在廢墟中重燃希望之光的絕佳范本。
德國戰后文明重建第一步:去納粹化
1945年,德國戰敗,這個國家還能從“二戰”的廢墟中涅槃重生嗎?大屠殺劊子手的身份還能洗脫嗎?國際社會推動的針對納粹分子的審判與肅清,不僅是一場政治清洗,更是德國民族為自己的靈魂進行的一次“排毒”。這也為德國半個世紀后的驚人蛻變,以繁榮民族的姿態站在歐洲一體化的前沿邁出第一步。
欽文指出,同盟國在德國推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顯著,反戰與和平主義理念的廣泛傳播,使得持有納粹殘余思想者在主流社會逐漸銷聲匿跡;陸大鵬進一步補充,除教育體系外,同盟國對報紙、廣播等媒體的管控,也有效引導了德國民眾接受西方主流價值觀。
去軍事化切斷了軍國主義傳統,去納粹化清算了極權意識形態,非集中化則瓦解了威權統治的社會基礎。這三項計劃的目的都是要和落后的傳統決裂,為自由奠定長久的基礎。
活動現場。左:陸大鵬,右:欽文
戰后德國的集體反思
而真正推動歷史性轉變的,是德國人在第三帝國徹底崩潰后進行的集體反思。納粹政權的覆滅使極端民族主義徹底破產。陸大鵬分析認為,與“一戰”相比,“二戰”給德國帶來的物質損毀更為慘重,這種毀滅性打擊使德國民眾陷入深刻的精神幻滅與屈辱感,從而激發了全社會的反省意識。
對戰爭惡行的痛恨,促使工會、教會和知識界率先發出批判的聲音,他們呼吁國家徹底轉向、回歸人性:“在這些罪行面前,全體德國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找到完善制度的根基。”這一自省精神,成為德國戰后政治文化轉型的核心動力。
欽文回憶到,他在與德國學生交流時了解到,德國公民從幼年起就接受系統的反法西斯教育,包括參加各類專題講座,甚至聆聽大屠殺幸存者的親身講述。大學階段,參觀集中營遺址更是實踐體驗之一。這種持續終身的反思教育,深刻塑造了德國社會的集體記憶與價值認同。
代際沖突中孕育的新力量
戰后成長起來的德國年輕一代,展現出更為開放包容的民主意識。陸大鵬分析指出,六七十年代的德國大學生既未經歷戰爭創傷,也未體驗過魏瑪共和時期,這種歷史距離感使他們擺脫思想桎梏,天然具備反叛特質。年輕一代對父輩展開的代際批判,同樣也是場深刻的社會性道德審判——他們以反戰立場對前人的戰爭責任進行“政治檢討”。此外,他們深受好萊塢電影、西方搖滾樂等外來文化的影響,開始追求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與父輩強調的紀律、權威和服從文化形成尖銳對立。這種價值觀的分歧最終演變為一場集體反抗,深刻影響了整個社會。
代際沖突的爆發并非偶然,而是個人生活矛盾與社會經濟問題交織的結果。20世紀60年代,這群青年的反抗在政治參與、社會行為和文化風格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社民黨與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成功吸納溫和民主派,推動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教育改革賦予新一代學人話語權,使教育體系煥發活力;生態運動與和平運動興起,反對核武器擴張和軍備競賽。這些社會運動促成了威權結構的逐步瓦解、自由生活方式的普及、政治參與度的提高,為建設一個更包容的公民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
在活動最后的互動環節,現場讀者踴躍提問。針對“兩德統一對文明重建的影響”這一問題,欽文指出,兩德能夠迅速實現統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戰末期這個“千載難逢的窗口期”——美蘇等大國在這一關鍵節點共同推動了統一進程。但他同時強調,統一后東西德在經濟水平和思想觀念上存在的顯著差異,也帶來了某種程度的社會失落感。
在熱烈的掌聲中,本次分享會圓滿結束。
校對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