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程婷
5月24日,2025中關村“教育+科技”創新周活動在北京中關村互聯網教育創新中心開幕。在活動主旨論壇上,談到如何推動教育+人工智能發展時,中國教育技術協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陳麗指出,除關注教和學的改革外,還要關注教育供給側的改革——教育供給方式要從供給驅動的標準化服務,向消費驅動的更加靈活的個性化的服務轉型。
活動現場,陳麗在分享自己的教育觀點。澎湃新聞記者 程婷 圖
“有人把人工智能比喻為‘渣男’,因為它‘不主動、不拒絕、不負責’。”陳麗認為,這個形容頗為形象,因為人工智能有其潛力和賦能作用,但我們在真正使用過程中也會發現許多困難、問題,這需要大家交流共享經驗,共同面對它帶來的挑戰。
陳麗指出,數字技術的應用,打破了工業時代標準化的教育供給方式,知識的形態、生產方式和傳播路徑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加速迭代,教育正在經歷從工具性的改良,向結構性變革的躍遷,需加快構建適應數字文明時代的全新教育體系,實現教育資源的精準配置與動態優化。
該如何推動教育+人工智能發展?“我們之前可能更多是關注課堂教學教和學的過程,其重要性當然不言而喻,我們在這方面已經形成充分的共識。”陳麗說,因此她認為更應關注另三個新的著力點。
一是要加強各主體的協同。陳麗認為,教育數字化轉型的“3I”階段,即教育教學從以人為中心向人機協同轉型,具體包括集成化(Integrated)、智能化(Intelligent)和國際化(International)三個方向,教育的變革僅靠單一主體(僅在課堂指導老師怎么改變教和學)的力量是不夠的。因為這場變革需要宏觀的國家政策、中觀的學校管理機制、微觀的課堂教學同時聯動。
為什么各級各類的教學創新大賽的成果沒有轉化為常態化的課程?陳麗指出,這是因為單一環節、特別是教師在課堂的教學改革,如果沒有更上位的制度支撐——比如如何評價學生這樣的機制的支撐,教師改革的成果在學生評價、教師評價中就難以得到充分的認可,教師的改革積極性就很難可持續。
所以,陳麗認為,縱向要加強宏觀、中觀、微觀改革的共同發力,橫向要加強管理者、產業(技術方案的提供者)、一線教師、校長們協同發力。
“構建協同的生態體系、建立健全相對應的制度與機制,遠比在一個環節著力更為重要。否則,僅靠單一主體在一個點上著力,人工智能+教育、教育+人工智能領域就會出現很多創新曇花一現、無法轉化為常態化的情況。”陳麗強調。
二是在關注教和學的改革之外,還要關注教育供給側的改革。在陳麗看來,這是互聯網、人工智能這類顛覆性技術在推動教育改革中重要的著力點。她指出,現在的教育供給方式,是工業時代標準化的“教育服務需求”的供給方式,屬于供給驅動的教育服務。而進入數字時代,人民群眾對教育的需求是靈活的、優質的、個性化的終身學習。
陳麗指出,在新的歷史階段,應對新的教育需求,教育供給方式要從供給驅動的標準化服務,向消費驅動的更加靈活的個性化的服務轉型。在關注教和學的改變的同時,要考慮教育怎么進行供給側改革。
“因為傳統學校課堂的教和學的改革不一定會自動帶來教育供給側的改革。反過來,教育供給側的改革才是推動教和學改革的重要的支撐。”陳麗解釋,如果供給方式不改,老師課堂上的教和學很難變——因為一線教師的職能在課堂,然而有太多體制、機制都在制約著老師的教學行為,并非給教師一套先進設備就能實現技術課堂持續變革。
三是要關注技術倫理和標準的建設,筑牢教育科技發展的根基。陳麗表示,很多教育人很擔心新技術的應用可能帶來的問題,而解決這一擔憂的關鍵就是,要聚焦技術倫理和標準的建設,盡可能避免算法偏見、數據泄露等不容忽視的問題。原因在于,對教育來說,在這些問題上是不能有風險的。比如說教育試點,我們不能拿這一批孩子做試點,以影響他們發展為代價,去汲取經驗來改進下一批孩子的培養。教育之所以慢,就是因為教育不能有風險,不能拿任何一個孩子隨便做試點。
陳麗提醒,產業界一定要研究怎么規避技術倫理等問題。“我們要通過標準的建設,建立政府引導、學界論證、產業實踐、公眾監督的多方協同機制,在數據安全性、算法透明性、教育公平性等關鍵領域形成可操作的實施細則,讓技術的應用與倫理的規范同頻共振。”陳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