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青海黃河源發現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的文章。該文介紹,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仝濤認為,這一黃河源石刻是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留下的刻石,能證明秦始皇當年派人采藥的昆侖山的大致位置,意義重大。文章發布后,引起網友熱議,也有不少專家學者提出質疑,引發了“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真假大討論。7月1日,仝濤通過中國社會科學報首次對學界關注的石刻發現過程、內容解讀及自然地理環境的特殊性等問題,作出回應。
仝濤表示,確定這處石刻為秦代石刻題記的過程非常復雜,但也比較嚴謹。首先,主要是依據文字本身,包括內容和寫法的時代特征。該石刻鐫刻字體為典型的秦小篆,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后世雖然有模仿,但區別是非常明顯的。其次,石刻中提到的“五大夫”爵位,是商鞅變法后設立的,一直沿用至東漢,而且“五大夫”這幾個字是合文寫法,是上古時期造字、寫字的一種特別方式,在秦漢以后就基本上消失了,這為我們確定石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線索。此外,石刻中“昆陯”的“陯”字的辨識是又一關鍵例證。“陯”字非常模糊、殘缺不全,又極為罕見,識讀非常困難,耗時很久。“陯”偏旁為阜旁,西漢以后這一寫法就基本絕跡了。通過比對里耶秦簡發掘者張春龍先生慷慨提供的秦簡清晰照片后,才最終將該字進行了確認。可以說,“陯”字的識讀成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才合理推測和辨識出了“昆陯”“方士”“采藥”等相關銘文,從而實現了對整個石刻文本的完整通讀。
此前,一些網友從刻字歷法、時令等方面提出不同意見,仝濤也對此作了回應:
關于刻石年代,初步識讀為“廿六年三月”,這是基于現有資料,經過推敲和權衡后得出的一個初步結論。“廿”字中間方框內似有一豎直殘痕,似可識讀為“卅”,但該殘痕呈現自右上—左下方向傾斜,與第一橫并不垂直,加之在該字左下方有斜直裂痕貫穿接下來的二字,似可與“廿”中間斜直殘痕相連接,故當時傾向于為“廿”。第二字為向下呈弧形彎曲的橫筆,中心有垂直的短豎筆,末端似有右折,一開始也識讀為“七”,但一方面簡牘文字中“七”均不見此類長弧形兩端下彎的橫筆,而且,經查所見歷譜,“廿七年三月”均不見“己卯”日,而饒尚寬先生《春秋戰國秦漢朔閏表》所重建歷譜,存在“廿六年三月己卯”日,綜合考慮,傾向于識讀為“廿六”。但關于該年號信息的論證還需要再結合刻石的超高清圖像進一步確定。
其次,關于石刻內容所反映事件的可行性方面。根據饒尚寬先生所重建歷譜,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用顓頊歷,以十月為歲首,應該是開始于確定歷法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而秦始皇廿六年則沿用此前的歷法,該年的三月是這一年的第6個月,而非第3個月,因此從邏輯上講,采藥使團是有充足的時間可以到達的。使團選擇在冰凍的冬季出行,一方面,可能是迫于秦始皇的緊急需求;另一方面,更可能是受青藏高原氣候環境及古代交通條件所限,不得已而作出的選擇。秦時的黃河上游尚未有足夠的橋梁、舟船等渡河條件,黃河源高海拔地區又多濕地、沼澤,夏季極易陷車,只能在寒冬季節水枯結冰之時,車輛人馬方可履冰通行。黃河上游橋梁系統的建設,發生在漢代之后,至隋唐時期唐蕃古道開通之后逐步完善,此后才有條件在夏季豐水季節乘車實現高原的穿越。這在文獻中有比較多的記載。
6月30日,最初發表仝濤該篇論文的《光明日報》出了一個“學術爭鳴”版,刊登了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的文章《再論昆侖石刻》、西北大學科學史高等研究院院長曲安京寫的《廿六年三月已卯與〈顓頊歷〉不符》、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韓建業寫的《昆侖石刻應當是古代的石刻》、學者胡文輝寫的《從文本看“采藥昆侖”石刻的疑點》,各位專家都從自己熟悉的專業角度對該事件作出了較為客觀的解析。
記者注意到,仝濤此次的回應,關于“昆陯”的“陯”字,偏旁為阜旁,西漢以后這一寫法就基本絕跡了。通過比對里耶秦簡,認為“陯”字成為識讀年代的關鍵證據,這一看法和復旦劉釗教授不謀而合。
仝濤表示,對于該論文在學界引起這么大的影響,他始料未及,但真誠感謝廣大學界同仁和網友提出的各種專業見解,使他們對新材料有了更加全面和客觀的認識。希望加強對石刻的保護工作。目前,石刻所在區域交通不便,石刻面臨著自然和人為破壞的風險。期望與當地政府和文物部門合作,制定科學合理的保護方案,確保這一珍貴文化遺產能夠得到更好的保護。真理越辯越明,隨著更多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研究的開展,相信這一發現將為我們揭示更多秦代歷史文化的奧秘。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張冰晶
校對 石偉